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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语言环境和上海话的变化(下)
——在上师大“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2008年6月24日)
本页更新日期：2008-7-8；来源：钱乃荣
6．实际行动，为传承上海方言多做实事
我们除了在多种场合陈述我们对方言问题的对策外，针对大众对保护方言的要求，还要积极进行实际工作，促进方言传播的改善。在2006年底，我们在深圳大学联合召开了“首届上海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集中国内外研究上海方言老中青年专家，包括沪语网站的负责人，在汇集了过去已公布的21个上海话拼音方案基础上，经集体讨论，正式审定通过了《上海话拼音方案》正式和副式两个，审定了大量上海话难字，考证了本字，给不能写出的上海话词语确定汉字写法。笔者和研究生时的两位导师编著了《上海话大词典》已于2007年8月出版，使只会说上海话口语而写不出文字的上海人有了标准的书面写法的参照，《上海话大词典》中收录了新老词语15000条，为1950年后上海出版的第一部上海方言词典，老少上海人购买者十分踊跃。2007年8月还出版了笔者《上海方言》，作为“海派文化丛书之一，全面介绍上海方言。近年来在上海也出版了不少《上海话课本》，笔者编写了三本，主要的对象是对外来者和新移民。2008年笔者和郑晓钧合制的《上海话拼音输入法》即将在8月出笼，推动许多上海喜爱在网络上和短信中大上海话的年轻人拼写上海话，有利于青年人传承上海话，同时笔者编写的一本“上海话拼音输入版”的《上海话大词典》也将配套发行。
7．重视口语、方言的社会作用，树立保护国家语言资源的观念
不同的语言与方言都是国家的语言资源，是构成中华民族多元博采的文化的基础。人类文化有三种载体形式：
1. 有实物承载的，如建筑、地下出土的文物等；
2.由文献记载的；
3.由口头承载的。
由口语承载的文化是更原始更重要更丰富更有草根价值的文化。在共同语得以推广的情形下，方言越复杂则越好，越显现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性。离开语言来谈文化的多样性几乎不可能，语言和方言是一旦失去不可再生的、国家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在21世纪开始，要重新认识语言，尤其是那些活跃在方言口语中的活语。要树立语言资源观，珍爱人类的语言和方言，珍爱和保护这些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产，珍爱这些我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当今语言生活的一个严峻的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保护和开发好中国的语言资源，也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我们要担负起保护中华民族语言文化财富的职责来，在世界语言文化的“全球化”和“单一化”的背景下，寻求语言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发展途径。
要使语言不濒危，必须要有使用的空间。我们在认识语言是一种人类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展语言和方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加强口语文化的传播，发展上海的方言口语文化。上海话电台、电视节目，RAP，上海话流行歌曲、新方言话剧、小报上的上海话短文、上海话民间游艺、上海话童谣民歌民间故事等，都需要扶值推广，丰富上海民间社区的地方文化游艺活动。上海在大众口语文化的繁荣方面，四五十年代就是榜样。十几种地方戏在上海争相斗艳，民间化程度之高，是有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多样化的观念确立，草根性文化的掀起，大众文化的广泛开展，会带来文艺的真正繁荣。今后应该加强投入，使地方大众文艺百花齐放。
8．修改法规，调整语言文字政策
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国的语言生活问题。在北京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法律与语言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与法律学术研讨会（牟云峰，2004）上，与会者明确提出：“语言多样性是世界语言生活的特点，维护和实现个人的语言自由和民族的语言平等，应当成为政治家、法学家、语言学家乃至人类所有成员的共同责任。”[2]
国家语委语信副主任司司长李宇明先生在2005年曾答记者问（夏莉、张雪莲，2005），传达了对语言文字工作上的一些新理念。他说：“语言一旦丧失，就不可能再找回来。一个民族富强了，发展了，但语言失掉了，文化失落了，实际上等于这个民族消失了。”“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首先要对语言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要尊重各种方言，包括尊重繁体字等历史上的文字，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做文化的守护者，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下来，弘扬起来。通过尊重、保存、保护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真正达到对包括少数民族、各种方言使用者在内的群体的尊重。目前我们国家通过外语学习和推广普通话，在解决沟通方面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如何进行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对此我们必须重视，必须进行研究，而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导致很多语言与方言的消失，给人类留下了不可弥补的过失。”
李宇明还指出：“现在应该继续通过有意识地调整语言政策，使我们的语言生活更和谐，从而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更好地和睦相处。”[3]
21世纪的社会在加速发展，都市文化呈现多元化面貌，都市民众多样性的要求更加精致，是到了调整语文政策的时候了。
任何法律或法规，都可以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修改，与时俱进，国家《语言文字法》也不在例外。为了更好地落实共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语言文字法规中写入维护语言多样性的具体内容，把保护中华各民族语言及其方言、文化的内容写进去，而且这一方面应该成为这部法的主体。此外还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出具体的办法，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化为行动落到实处。这是改变包括上海话的各地方言处境的重要条件。
9．在网络、电视时代，展望上海话普通话的新生态
21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社会，网络使人们走近，我们面临着新的语言传播形态。社会的快速进步和思想的空前活跃，带来了大量新词语和词语的新用法，带来了话语表达方式的不断更新变化，围绕社会热点常常形成新的流行语。伴随着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语言现象空前快速地向四方传播，词语“波浪式”的传统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科技术语大量渗入语文生活，大众语文生活的百科性成分剧烈增加。虚拟空间形成了网络语言生活，中国网民数量升至世界第二位。2006年号称为中国的“博客元年”，全世界约7 000万博客中，除日语、英语之外，汉语博客已位列第三。博客和网络新闻、电子邮件、电子公告（BBS）、博客及手机短信等，正成为各类信息新的集散地、新词语的发生源。中国的语言生活生机盎然，语言文字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对于新词语的迅速传播，我们应该抱着满腔热情，去积极推广，不管是从哪儿来的（如来自方言来自外语来自网络手机来自青年流行语），是什么形式（如字母词、缩略词、符号词），只要群众使用，我们就要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只要群众约定俗成就可采用，让词语的使用顺其自然、自生自灭，让语言自己来择优除劣。
这一轮的风云比20世纪初年更为汹涌。上海又成为全国新词语和新流行语的集散地，又有大量的新生词语在上海创造出来和通过上海人传播开去。上海将再一次成为新词语的发源地和出发地，实现口语书面语、方言普通话新一轮的交融。
可以看到的迹象是：网络的特点，正在渗透到语言生成和 |
语言传播里去。对语言发展的保守心态和禁止措施将会退出语言领域的主舞台。大城市的地方新词将随着发达的媒体广泛流传，较快被普通话和描写词典吸收，群众创造的语词反映新鲜事物的名词很快实现方言和普通话融合一致；群众约定的部分生动的生活惯用语流行语随着网络会渐渐推向全国，不能流向全国的才就留在所产生的方言中；外来的新科技、新文化、新时尚很快取得全国通用词语形式。总的趋势是，普通话语方言的共同用词在新词范围内是大大增加了，书面语和口语在一致起来。留下的是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上和语法上的差异依然成体系地存在，词汇的部分差异也永远存在。
这种方言和书面语、通用语的互动融合实际上在20世纪初叶的上海早已产生过，如当时和接着在上海话中产生的“马路、洋房、书局、报馆、报纸、公司、海关、工厂、商场、车票、操场、篮球、高尔夫球、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自来水、电灯泡、电车、电报、邮票、气象、飞机、轮船、笔记、粉笔、功课、开关、手表、汽车、卡车、三轮车、饼干、水果糖、牙刷、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色拉、啤酒、冰淇淋、麦克风、图书馆、博物馆、资本、社会、文化、艺术、特权、具体”等等新词很快都传入书面语通用语，以至使现在有些人以为这些词原来不是上海方言词语而一开始就是国语词语。而今在这种情况在上海会更为激烈。前一阶段，普通话从粤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上海话也应该迎头而上，为普通话提供更多新的有生命力的词语。上海人要继承过去那种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的好传统，让更多在上海产生的新词新语更快流入普通话，壮大普通话的新词汇量。让更多有上海方言特色的新旧词语因在网络、报刊中的频繁使用，进而为普通话吸收，这样上海话和普通话都在新时代中就会共荣。
但是，不用担心的是，上海话中不但还保有许多生动的有特色的上海话词语如“赞”、“淘浆糊”、“小儿科”，上海话在现今也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不断诞生新的生动的方言词语，如“有腔调、拗造型、发调头、调频道”，笔者在2005年曾编写过一本《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足见上海人新造词语之多。上海人创造的新词语也不可能全被普通话吸收，所以方言总是会存在。笔者编撰的《上海话大词典》中也是对上海话新老词语均收，一视同仁。从这些已收入的词条分析看来，一是由于现代群众性的网络传播使新老上海话方言词更容易进入到通用语去，二是方言词和普通话词的界限更为模糊了。
21世纪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更为模糊是网络和电视剧推动的。如果各地方言中的特色词语、有用的新词语，能够在现代媒体中泛用起来像“忽悠”、“赞”，有了这样的宽松的语言新环境，那么，普通话和方言就会成为人的左右两腿，和谐共生，像过去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生龙活虎，共创双赢，实现新世纪中方言和普通话的新互补。
方言口语是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一起的，共同语和书面语弄不好就容易脱离生活和“雅化”。我们主张的是通用语常新常活，生动丰富，我们主张方言和普通话互动，我们的目的是使普通话词语丰富，打通方言词语方便流入共同语的渠道，反对方言和普通话的阻隔，因此反对普通话“规范化”的禁锢和在吸收新词中的守旧，在开始用新词时不再被保守地认为是“不规范”，词语自然地在群众使用中自动择优除劣，约定俗成，总之我们要使各地丰富的方言口语源源不断地流入普通话的使用领域。因此我们十分支持21世纪在词语使用领域的种种新动向。网络使人类的语言更顺自然，更遂心，更摆脱人为的限制和“过滤”，更少被异化。在21世纪中，电脑、网络、手机、电视大大推进了方言和书面语普通话的流通融合，我们的语言生活将更为活跃和生气蓬勃。
10．在语言生活中构建和谐，再创双赢
除了新词新语的新气象，在语言生活中构建和谐，还要对语言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要尊重各种方言，包括尊重繁体字等历史上的文字，因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做文化的守护者，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下来，弘扬起来。通过尊重、保存、保护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真正达到对包括少数民族、各种方言使用者在内的群体的尊重。目前我们国家通过外语学习和推广普通话，在解决沟通方面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如何进行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对此我们必须重视，必须进行研究，而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导致很多语言与方言的消失，给人类留下了不可弥补的过失。
在21世纪上海的重新成为开拓者的天地后，新的语言环境确实与20世纪时候确有所不同。外来的新上海人普遍可以用普通话作为中介在上海与上海人交际。上海人在许多场合与外地人交谈，都会主动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在上海的使用频率自然升高。尤其是在高层的正规场合表述意见和交谈，在菜场、商店、饭馆等低层场合也遇到外地来的低层打工者和服务员，也会主动与他们说普通话，只有在彼此都是上海人的情形下讲上海话的机会多一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上海要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在不闭塞的现代化社会中进行交际活动，说普通话的场合会增多，十分正常，必须去适应。
问题在于上海话在上海的社会和生活中是否还需要使用？不言而喻，方言在大都市里还有其必要的社会功用。上海话和普通话交替使用的“双语人”在生活和工作当然更适应自如，在上海生活更自由更愉快。再加上使用英语的场合也渐渐增多，所以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一定会成为一个“多语”社会，各种语言各得其所。有多语并存选用的意识和无此意识的人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大家都纷纷重视了地方情感和地方文化的需求，上海话传承和习得也可能会得到上海市民的更广泛的重视，上海话作为一个大地方方言在公共领域中的使用还可有所扩展。
上海人希望都会熟练使用上海话和普通话双语，来沪的新上海人希望熟练使用普通话，又能学会上海话，还不丢了自己本来的母语。在某一场合使用普通话，在另一场合使用方言，和而不同，这种“多言多言现象”在我国会长期存在。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多言现象”，社会运转因而更加轻松，人也变得更为聪明和灵活。事实上在我国，掌握多语的人越来越多，推广普通话和学习方言、学习英语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这才是再21世纪中应有的语言面貌，它已经是世界语言生活的共同特点，提倡建设大都市里的多言多语社会，多元的观点和文化并存，通过语言的功能规划，还考虑到语言交际的通用性与正式性的问题，承载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问题，理想化和现实性的问题等，使各种语言和方言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
这样，我们可以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大好时机，展示给外国人看到的是：我们上海有宽松的语言环境和空间，上海人有宽阔的胸襟，上海建设成了语言环境优美的多语多文化的乐园，上海话和普通话在上海地区正在再创双赢。
钱乃荣 作于徐家汇土山湾畔云起台
200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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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牟云峰：第九届国际法律与语言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语言与法律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语文》，2004年第6期。
[3] 夏莉、张雪莲：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访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语言文字周报》2005年11月9日。 |
